繆明偉（吉林浙江商會會長）：憑心而論，這幾年，浙江的投資環境與過去相比，已經大有好轉。雖然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我們已經能夠深刻體會到省委、省政府對于浙商的重視和關心。但是，吸引浙商回歸僅優化環境還不夠，還要有利和名。金融創新創業是浙商回歸的主線，省里應抓住這一點帶動全面，把浙江建成全國性的金融和資本的航母。但這同時，也應注重實體經濟活力的恢復。金融與實業的相互結合，才是浙江經濟新活力的源泉。
胡加強（紡中紡（蘇州）織造有限公司董事長）：我們在蘇州經商多年，對于當地的環境比較了解。以蘇州昆山為例，這些年他們之所以能吸引大量的外資，與當地政府營造的投資環境是分不開的。在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親商、安商、富商”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服務理念，他們創造并形成了“三道服務體系”，即投資審批時的一條龍服務、項目建設過程中的全方位服務、企業開工投產后的經常性服務。他們還確立了“讓所有投資者感到在開發區一切都方便，使開發區成為最低生產、交易成本的區域”的服務宗旨。還有個很重要的是，在蘇州辦事，基本都可以按照國際慣例辦事。但是，在我們老家溫州，卻更講究人情和關系。
郭廣昌（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我們說穩中求進，在“進”這個事情上，我們一定要繼續深化改革。推進產業的發展，我們可以犧牲一些發展速度，但要犧牲到多少？這里面怎么平衡的問題，的確大家越來越形成一些共識。比如民營經濟的發展上，如何讓金融資源更多向民營經濟傾斜上，越來越形成一個共識。比如據說現在非常認真在推動我們十八條也好或36條也好，在細則的落實上。近幾年國務院36條的出臺，應該說寫得非常好，但關鍵一直沒有細則。這也是我十幾年參加“兩會”一直在呼吁的，如何能落到實處。
王米成（杭州鴻雁電器有限公司總裁）：政府對LED照明產業的政策鼓勵以及行業前景的利好讓眾多企業蜂擁而入，在少數地方，LED產業甚至是“家家冒煙，村村點火”。但這其中，很多企業并沒有扎根在這個產業，進行長遠發展的打算，不少企業都是只想借著東風“撈一筆”。因此政府在制定各項扶持措施（如補貼、采購、信貸等）時，是不是可以進行區分，將資源向那些發展戰略清晰、責任心強的企業傾斜，只有這類企業發展壯大了，才能真正帶動整個行業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而資源流向“投機型”企業只會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
趙林中（富潤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現今社會心理比較浮躁，迷信“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然而不少所謂的“新興”、“高新”，結果卻讓人“高興”不起來。況且，許多傳統優勢產業是地方經濟的支柱產業，是保障就業的民生產業。希望政府要“兩手抓”，在鼓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同時，同樣重視傳統優勢產業的提升。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不是說轉就能轉，要給予時間和空間，要政策引導和支持。
陳宜文（臺州誼聚機電有限公司總經理）：我們公司從內銷轉向外貿，生產的水泵從傳統的家用深井泵轉向技術含量更高的風光互補型太陽能水泵等新產品。這幾年公司年銷售額每年以40%-50%的速度增長，但是制約我們擴大生產的最大因素就是土地。去年大溪鎮最貴的一塊工業用地拍出一畝345萬元的高價。對于利潤不高的制造業，這個價格會讓實體企業對繼續投入只能保持觀望。建議政府今后更多地考慮產業準入機制，而不是對工業用地進行簡單地招、拍、掛，不是企業錢多就能拿到土地。
孫亞青（杭州王星記扇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王星記扇業是一家傳統手工制扇企業，是國家級非遺保護項目。企業一方面要堅守傳統手工藝生產流程，開展傳統工藝展示活動；另一方面也要謀求經濟效益，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這幾年，為保護和傳承非遺文化，企業自籌資金創辦了王星記扇子博物館，實行對外免費開放扇藝體驗游，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但是，企業發展的困難也很多，最突出的是，扇藝價值與市場價值還未能獲得平衡，企業產銷難以做大，導致經濟效益不高，非遺保護的負擔過重。希望省政府大力扶持非遺文化企業，營造濃厚的非遺傳承氛圍，在經濟上扶一把，按非遺文化企業上繳稅額多少給予獎勵優惠；并認真落實國家優惠扶持政策，重點督查落實到位，切實減輕非遺生產性保護企業的負擔，創造非遺文化企業良好的生存與發展環境。
高天樂（天正集團董事長）：我覺得目前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受政府的影響還是比較大。比如在投資方向上，會有一些特定的引導，會催促企業抓緊投資；在轉型升級過程中，也會有一些方向指引，而實際上并不是每個企業都適合這一方向的發展。在目前宏觀形勢不太好的情況下，我覺得政府還是應該給企業更多自主權，同時減輕稅費負擔，讓企業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李立新（利時集團董事長）：中小企業的日子并不好過，尤其是去年以來，“用錢荒”、“用工荒”、“用電荒”等種種不利因素纏繞中小微企業，不少地方的中小企業因此“老板跑路”、“企業倒閉”，引起社會恐慌，其中“用錢荒”尤為突出，主要表現在融資難、融資貴、融資亂三個方面。所以，我大聲呼吁，要通過放開金融市場、降低準入門檻、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方式，實現金融創新，以此來改善中小企業步履維艱的生存現狀。
王建沂（富通集團董事長）：我覺得圍繞浙商新一輪的創業創新以及營造浙商創業創新的良好氛圍，不僅是企業本身，還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合力，群策群力，持續優化發展環境，來助推浙江產業的轉型升級。我們應該從提升浙江省整體競爭力、保持未來10到20年浙江競爭優勢、并繼續走在全國前列的高度出發。有意識地對低小散、高能耗以及低層次、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和技術實行梯度轉移，引進高精尖的產業和項目，包括鼓勵高端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回歸浙江發展，倡導人才、項目和資本等的回歸。
信用融資退稅，一樣也不能少
黃洪波（永康西城派樂達五金工具公司負責人）：從事五金產業配件好多年了，到現在還是小公司。影響做大的瓶頸很多，其中信用環境不好是長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做配件的企業，一方面原材料需求量小，進貨時不能賒欠，但做成成品配件后送給上游大公司，又是因為企業小，只能看他們臉色，欠賬多、債務糾紛嚴重，利潤空間受到嚴重擠壓；另一方面向銀行貸款，現在每貸款1千萬就要搭上300萬-500萬的承兌匯票，貼現成本很高，利潤空間更小了�，F在身邊許多朋友都不愿再經營下去了，我們也不知道能撐到什么時候，希望政府能夠幫助改善信用環境。
俞光（雅鼎衛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今年一季度雅鼎實現銷售收入5500萬元，同比增長63%。但是，一些不利于企業發展的因素仍然存在。比如在增值稅的計算上，企業發放的員工工資仍被算作企業利潤，需要繳納增值稅，這一點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壓力尤其大。我認為，員工工資計入成本比較合理。企業為員工繳納養老金的機制也有待改善�，F在的情況是，員工自己繳納80元養老金，企業為員工繳納240元，但員工離職返鄉時只能帶走自己繳納的那一部分，企業為其繳納的既不能帶走，也不能提現，這是企業和員工都不愿看到的。
程利岳（浙江眾鑫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貸款難，我們農業企業貸款真不容易。我的楊梅基地現在需要500萬元貸款，就是申請不到。今年，我在余姚與當地果農對接，建設1000畝浙江眾鑫楊梅產業化基地，保鮮楊梅的加工能力有望達到5萬箱。我們有獲得國家發明專利的楊梅保鮮技術，可以使楊梅的保鮮期延長好幾個月，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豐收楊梅賣不出價錢”的情況，深受果農歡迎。但是，我們這個小企業要做大急缺資金�，F在，第一個冷庫已經建好，還有兩個冷庫、一個水果精選機因為差錢沒法開建。小額貸款公司說，沒有政府立項，沒法給我們貸款。但政府立項因為某些原因還批不下來。
姜益民（浙江新大集團董事長）：今年外貿形勢嚴峻，希望政府在鼓勵進口的同時，要繼續重視出口。具體問題上，希望出口退稅率不要輕易下調，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退稅，一定不能下調了。像紡織服裝出口，現在出口一美元，大約有0.8元人民幣的退稅，如果出口退稅率下降1個點，就意味著利潤要去掉三個點，按照現在這個行業的平均利潤水平，基本上就把利潤吃的差不多了。
朱新康（大港紡織集團董事長）：在我們農村，農民和農業企業很難貸到款。由于農業具有周期長、規模小、回報低等特征，易受氣候等自然環境的影響，生產效益難以預測；農村經濟基礎薄弱，農戶經營分散，農村金融管理成本較高；農業貸款規模較小，貸款效益較低，金融機構普遍缺乏在農村投放信貸的動力。希望政府高度重視農業企業貸款難問題，出臺切實有效的解決措施。
邱繼寶（飛躍集團董事長）：在通貨膨脹導致中小企業經營成本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企業還要靠大幅增加工資性支出來緩解“招工難”、“留人難”的困局。民營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微型企業由于固定資產少、技術水平低，原材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占企業支出比重較大，其消化生產經營成本升高的能力非常脆弱。
李如成（雅戈爾集團董事長）：在原料價格上漲、供給收緊、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服裝行業遭遇空前困難，日漸加重的稅費負擔更讓眾多中小企業感到壓力巨大、生存艱難。尤其加工型服裝企業，年繳納稅金總額通常高于其稅后利潤，有的甚至高于稅后利潤2到3倍。建議改變目前服裝企業稅費計算方式，將工資、保險等費用納入“增值稅”稅前列支。
